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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天順利搬進lukhnos借我的房子(感謝),在D.C.這裡,算是住滿了25天。
25天中談過多少話,在這些言語裡構築了多少年的人生,或許這之後我也難以清晰回想。D.C.整整大我一輪,然而我們的談話裡從他的小時候開始。我一直羨慕那些有記憶的人,之於我,如果能持續憶起要走在某條軸線上的必要,我就會心存感激。
要了解某個人,便從他生活的城市和他的人生變動開始。
我從小鎮生活聽到大學,從89聽到新加坡,從婚姻聽到女朋友。那些不曾撼動我人生的情感和細節,在另一個人的身上起了作用。我羨慕那些能談述自己的人。我可以分析、闡述自己的看法,但我無法不用過於平緩的口氣與簡單的字句說明自己的過去,如果那些過去我還可能擁有。
所有的一切就像追溯,我甚至無法確定當初推動我到這個交叉點上的因素,在回溯的過程上是否仍然成立。未來有太多的可能並不來自我們面前的許多選擇,而是不確定性;但這種不確定性同時也擴散到我們的過去,我們或許可以計算這樣的機率:在那個街角因為隨便散步所以右轉的機率是80%、右轉後沒幾分鐘下起雨來90%、然後我決定躲進一家俄羅斯餐廳50%、和面前衣裝筆挺的俄國帥哥聊起天來30%。結果造成我一系列走進這生活的機率,其實是可笑的小。換句話說,我們所擁有的過去,從來沒像我們想像的這麼肯定,再加上記憶的前景和後詮釋,甚至扭轉了那些想像裡的真實。
想起來,Lacan的 "象徵、想像和實在",並不只存在在成為對象的他者,甚至蔓延到我們藉由鏡像構成的主體性。只有當下的那個點,除此成為未來還是過去的那些對象,從來不曾獨立成為某種意義的對象。也因此,時間性並不像Kant談的那樣先天,只能是一種性質而不是範疇,甚至成為重現在言談主體身上的原罪。
所以我們談話,談記憶,談過去。一層層剝開那些想像的實在,從中得到某些自我象徵化的傾向。
在談話裡得到可能的救贖。
昨天與D.C. 一起和他的朋友吃午飯,在北京東北角亞運村裡的茶藝館。
旁邊是為北京奧運會所建的鳥巢工程。
席間,聽他們從工作談論到政治,其中一項另我倍感興趣,也就是共黨的轉型,對話讓我不免想到台灣早期《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這篇論文。其實這篇論文也可說是探討國民黨黨產爭議的濫觴,我忘了這位朋友拿了個怎樣的國有銀行例子來作為說明(應該再去查一下),如果有這個可能,那問題可就不只郎咸平還是周其仁的爭論,說到底完全是個政治問題。
從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幾篇民營化的研究相當具有代表性。現在印象裡只記得包含後來瞿宛文的《全球化的台灣經濟》、《後威權再論民營化(pdf檔)》,作為一個與黨國資本主義的後續與大背景論述。
今天又見到一篇劉孟奇的《現代性、市場經濟與社會改革(pdf檔)》,全文尚未看完,只是好像理論居多。
這一年在大陸,旅行中所得到的對這片土地的了解比在課堂上來得多。在鳥巢之後,我們往三聯、王府井去,途經人藝、首都劇場,這兩天有空想去看曹禺的《北京人》。
感謝D.C.,讓我在北京像是在另一處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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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閱讀:民進黨派系論文《一脈總相承》、黃作《不思之說-拉康主體性理論研究》、村上龍《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