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自己在讀人類學與民族誌的當中,更了解自己以及過去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以前不懂很多事情,但關於「禮物交換」、「初民社會」、「文化與儀式」此類的事物,缺少詮釋的能力,更多時候我對這種「獨特的」現象,採取一種「自由度」與接受的態度。那時候的自己,忽略了在這些獨特的現象與規則當中,背後都有更深層次的心理狀態與社會象徵秩序。因為自己可以拒絕,所以那個時候不能理解,而且過早接受一切。
最近在閱讀人類學與民族誌,同時也開始對自己行為的反省和觀察。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閱讀小說、不能聽音樂是怎樣的一種心理狀態?還有為什麼從小就很常把自己喜愛的東西,買來餽贈給我認為「自己認為很適合這件東西」的人?我對什麼事情感到厭煩?我討厭怎樣的人?很多問題並不是要更了解自己的習性,問題在於「我怎麼會產生這樣的看法、如何有這樣的行為、對某些事物怎麼會有這樣的回應?」
譬如說,看電影小說與聽音樂會打破自己很不容易建立起的象徵秩序和社會認知,而這些都並非源自於我從小所學習的道德事物與世界體--我知道自己處在「破碎」的時候是怎樣的狀況。個人的主體性之於世界不過是薄弱的懸絲,因此迫使自己重新審視自己的邊界,無疑是讓自己再一次陷入主體性的動搖,無可憑藉。
只有準備好了,我才擁有這種能力。
然後針對我會把自己喜愛的東西,買來饋贈給「我認為很適合這件東西的人」這件事,這是我從那些初民社會的"mobility"所反省到的。石器時代的經濟建立在一種「可移動性」的基礎上,所以原初社會的財富觀與經濟行為,都只是反映那樣的秩序系統。而對於我來說,早期流動性的遷移,形塑了我對事物的看法:我從來不留下記錄、無用只有回憶價值的物品,原因一方面在於我從搬遷的行動當中,學習到「沒有什麼事物是能帶走的,除了我自己」這種態度;另外一方面,任何提醒物都只是讓自己面臨「如何定位自己的過去與價值」這種窘境,所以我從不留下這些「無用」的東西。把自己喜愛的東西餽贈給別人,一方面自己在「購買」的行為當中,已經同時滿足了自我的「欲望」,並且消解了這種「想要擁有的欲望」,所以另一方面,把東西不求回報的餽贈給別人,則是在「假想」別人的滿足裡滿足了自己(通常這種假想也會成真),對我而言,同時又可以把「可移動性」的問題丟給了接受的對方,即使「移動性」對別人來講不是什麼太困難的問題。(這或許也是我為什麼成為「戶外控」的原因吧。)
我也終於了解,為什麼我會「偏執地」討厭某一類人,而不是另外一類了。
我太天真了。
今天把框架與文獻回顧擴展,然後把田野時間排一排,再加上總計畫年底三個國際會議,老闆今年出書所以趕資料。更不用說A那邊的工作,我躲著不敢問,連想到都有點胃痛。
可是一切也都是機緣。如果沒有去A師那邊工作,我對我一直不解的問題永遠會帶著疑惑,並且不知道如何處理這樣龐大的議題。如果不是上S師的課,我也不會對民族誌與人類學比較熟悉,更不會對田野研究開拓起一種整體性的視野。
還有曾經最想退課的那門C師的文化理論,在課堂上都在鬼混,可是到現在我還依稀記得Baudrillard和Saussure 的一些東西,最熟悉的是從大學讀的Gadamer,到了研究所再與Habermas和Derrida對話。
如果不是提早進來一個學期,上J 師的課並且一路追隨 J 的腳步,我的研究所期間一定會了無生趣、重蹈過去多次休學的覆轍。
這趟是遠路,但從來也沒有什麼浪費過。
(這,是謝辭嗎?To J, 給我多一點時間,我就能好好生波波拉 XD )
星期一又下起雨來,一夜沒睡。
開始覺得該反省自己,是因為J和A最近的反應。可能是自己想太多,或者太在意對方的反應,所以感覺有些挫折。是自己說話、作事的方式?還是自己在不經意間給人過於強勢的感覺。
如果是後者,要反省自己有沒有作到自己寫下的這些:
正直、誠懇、穩健、踏實。這是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所謂喜歡,並不是因為自己認為這是好的,或者是「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而是我將自己不喜歡的人的類型一一列出,那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人,就是我可以接受的樣子。
我討厭不正直,只會耍小聰明偷小斤兩的人。
我討厭只會要求別人,而不懂反省不懂感謝的人。
我討厭自以為是、凡事理所當然卻不加以審思的人。
我討厭眼高手低,作事不踏實又作不好的人。
但對於J和A,我都覺得是其次。真正讓我覺得要深刻反省的,則是G, S對我的態度。原來我真的都料想錯了,我對別人的預期,與我所認為他是怎樣的人--但結果不是。這會是我的問題,還是他人的問題呢?
怎樣我們才有重新開始的機會,或者,怎樣我才是我才可以自己能接受自己的樣子。
在下雨之前,我聽到 I will follow into the dark 這首歌,看到兔子的MV,我哭了。
日夜顛倒。現在正是清醒的時刻。
早上回顧自己過去作Willis和Burawoy的筆記、對照著Saskia Sassen的遷移研究,把自己研究框架畫了出來。晚上清醒時突然想起S師勞動社會學回顧的錄音檔,半年前的那天我沒有去,可是有請人代為錄音,我拿出來邊聽邊打摘要。(現在回想,如果當天有去,我一定也沒有今天回頭聽吸收來的好。)
兩個小時的錄音,才剛打了十分鐘便略顯震驚。
「知識論的文獻回顧」
第一章在講industrial已經跳脫我們的文獻回顧,並不是說某某人講了什麼,誰的看法怎樣。好的文獻回顧通常是帶有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就是把既有文獻擺在社會脈絡來看。譬如說工業社會學,講的都是工廠發生了什麼事:非正式團體、限制產出、遊戲,早期工廠社會學是industrial behaviors' study,但工業社會學發展之後被組織社會學所取代,組織社會學提一些抽象、好像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概念:譬如說sight, complexity, technology, organ, population...。所以他把自己放在社會學史上,由工業社會學到組織社會學的這個大變化裡面。
但他看這個大變化,他不只是說這個文獻處理了工廠行為、那個處理組織行為,這種方式很白描,他不是,他是認為說他之所以這樣演變,一定跟當時的美國社會有關係。這個脈絡是這樣的:sociology會出現,那是因為它們覺得工人還是個問題,所以要去研究;等他們覺得工人不是問題的時候,工業社會學就會死掉--那時候就有如 "The end of ideology" (Daniel Bell) ,「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衝突」,「馬克思意識形態已經結束了」這樣的說法。在那樣一個脈絡底下,工業社會學死掉,組織社會學出現。所以像這樣一個學術的轉變,其實是跟資本主義的轉型有關,這個時候已經進入壟斷性資本主義了。
這種回顧是屬於比較"meta"的回顧!這個變遷的脈絡恰好是他研究的對象:就是由競爭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脈絡,就是他要研究的。這個變遷在工業社會學和組織社會學當中,都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不會看成是社會脈絡。
所以這裡面有兩層的意涵,一種是進行meta的知識社會學的評論,另一種就是這個知識社會學脈絡就是他要研究的課題!
這兩個要連結漂亮,要對歷史脈絡十分敏感,而這個歷史脈絡,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這兩章回顧基本上很傑出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我回頭看了自己早上寫的研究計畫,我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裡了。首先自己要分辨的是,在現象上,我要談的是一種特殊性,還是一種普遍性的特殊轉型?這會影響到我採取那些文獻回顧以及我的對話立場。在meta知識論的部分,如果勞動研究、移民研究、文化研究三者有交集的話,它們的交集以及交錯會是在哪裡?這些理論問的是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方向?還是根本問的是不同問題,如果不同層次,是否可以分辨出是怎樣的層次呢?
而在處理我的特殊研究對象的概念當中,我要先分清楚:「階級/主體」、「移民」、「勞動過程」三者的關係。這樣一個流動的勞動者,與穩固並且世代交替的工人階級是不同的,所以在三個學術分群上的「起點」與「變動」,都需要重新去觀察並且定義,那總共就是[3,2]階切入與假想分析的方式。
我想那剩下的一小時四十分鐘的錄音檔,每天就再打個十分鐘,如此就能一直持續反覆思考。
可是頭好痛。
躺在床上抓到某個點,然後翻來覆去,時間瞬間整個攤列在我面前,如是你赤裸裸身處眾人當中,面對自己跟面對他人一樣,難堪、錯愕。
放棄掙扎。清醒開了電腦,在網路上又是新奇地發現好多連結,一整串抓起那種有點重卻又是沉甸甸的存在感。慢慢來,一切都會好的。
只要保持這個速度。
疲倦的换了个地方。如果生活也能够说换就换,该有多好。
在等我印度簽證的同時,跑去信義誠品簡體字館開心的買了許多書,腦中卻不斷閃過我們在〈第三極〉逛書店、還有北大校園、圓明園的〈單向街〉種種片段。〈誠品〉比〈第三極〉少幾層,但有著溫暖的色調,標示清楚的空間,還有一股從大片落地玻璃所散發出的透明氣味。過去幾個月,我總以為另一個自己仍然停留在北京,只是不想打攪,讓那些破碎的記憶繼續破碎下去。
直到今天走進信義誠品,頓時我才知道所有軸線都沒有停止的時刻。那些顯現與不顯現而我們稱之為記憶的部份,在詮釋的同時都同等重要;而這些軸線,在分歧的之前與之後,都有我們意向的作用。只不過有些人背負來讓自己穩定,而我選擇遺忘,自己才能走下去而不回頭。
原本約好的朋友們終究都沒有出現。走到世貿打電話給阿琦,然後就在大太陽底下想像對著101的47樓揮一揮手。我知道我們對於一個人的生活都越來越得心應手。
***
買的書其中一本是《我們的時代-現實中國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是06年9月出版的,作者是黃平、姚洋和韓毓海三人談。在經院念了一年多,「姚洋」這名字一閃而過總還是會注意一下,看看最近又寫了什麼書。然後看到封面寫著「三人談」三個字,自己又笑了笑,最後是書名《我們的時代》,嗯,突然腦中又跑出一大串最近的新書名單。
有趣的是,九十年代中國的書,多專注的是「中國」、「民族」、「世界」、「轉軌」;而這兩三年來的出版物,已經從整體大論述進入到自我定位的問題,所以書名很頻繁的使用起「時代」、「歧路」、還有許多微小敘事進入到三農、貧富、城鄉、個人史的結構軸線。這當然不是個太意外的現象,但感覺就像重新映證一種從鏡像學習、進入到自我定位的一段成長。
不過這並不是這本書唯一的有趣之處。這本「三人談」章節與結構的編排,一部份對照著當代中國人給自己的價值定位;另一部份,對談問題的提出、以及它如何接續下一個問題,在在都顯示出每個談話主體的知識結構與自我的歷史意識。
這才是真正巧妙的地方。從上次讀《制度經濟學三人談》的時候我就發現,事實上,一個人撰寫了一本書,我們可以專注他的立論與結構、甚至看出他的文語之間在對誰致敬或同誰對話;而一個雙人訪談裡,容易會對照出主體與客體的引導與辯證,我們可以看出建構或攻防;但在一本「三人談」中,更重要的是突顯了一個時代對主體的異同,哪些歷史事件對主體造成的影響具有普遍性?哪些事件和哪些論點在這些主體上具有傾向性的偏好?而又是什麼造成了差異?是什麼造成普遍性呢?
事實上,這種閱讀我傾向不是太注意他們的見解,而是閱讀他們的認知結構,一本三人談寫出一個《時代》。
總是要過了某些時刻。
我們沉默動手,開始整理感情的碎片。因而,我們得以整理房間、電腦、書櫃...,那些在表面上清除或觸摸不了的記憶、以及那些被塵封著過往的門。
換了台電腦,從12"換到了10"的大小,但我還是不敢遺漏哪些細節,深怕這些原本以記憶的姿態封存、最終將會以缺乏內容的方式緊緊追憶。其實並非有什麼不可失去,只是不喜歡無可選擇的遺失,多了點落寞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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